以一个女性「高楼起与倒」的经历管窥二战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图景，虚伪的人道主义关怀而只是政治借口，于佩尔作为的女性被置于多重冲突身份，是政治牺牲品，也是处于所谓尊重婴孩生存权与关怀女性生育权之间的尴尬禁地的医生，是漠视道德的投机商人，除此之外，也仅仅是个「女性」。她连接着的顾客，无一不都是被物化、被资源化的女性，奉献着性能力与生育能力。片尾几个男人自嘲是被阉割的存在，恰恰对应女性在菲勒斯主义中的「阉割形象」，极富讽刺意味。庭审戏又犀利地点出女性身份不仅仅是「脱罪的借口」，更是「牺牲的理由」。